1979年8月9日，北京政协礼堂即将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，现场已经汇聚了大量国内外知名记者。按照惯例，这样的场合通常意味着有重大新闻要发布。果然，这次发布会并非平常，事件的核心虽然并非中国，但它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。

很快，发布会的主角出现在记者们面前，令在场所有人震惊。眼前的这位人物，正是越南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。然而，与往常不同的是，黄文欢此时并非以外事访问的身份来到北京，而是刚刚从越南逃脱，千里迢迢来到了中国寻求庇护。

黄文欢的到来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，因为他并非普通人物。越南在近代历史上长期受到外来殖民者的控制，曾经的宗主国清朝虽然有责任帮助越南，但自身也早已岌岌可危，无法再顾及远方的邻国。因此，越南民众常年处于被统治的状态。许多年轻人不满外族统治，开始接触先进的思想，寻求解救之路。

胡志明正是这些青年中的代表人物，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大量越南青年，许多人选择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，期望通过革命的力量救国救民。黄文欢便是胡志明的早期追随者之一，作为胡志明的亲密战友，他在越南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1950年，在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，黄文欢成为了第一任驻华大使。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中，越南与中国携手作战，两国共产党更是结为亲密的盟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也为越南提供了大量援助，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黄文欢的政治地位在越南逐步上升，成为越共的重要人物之一，先后担任了中央委员会成员、政治局委员，协助胡志明领导建设越南。黄文欢与中国的联系也十分密切，他曾是驻华大使，在此期间与中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这使得他在越南国内被视为亲华派。然而，随着黎笋的上台，越南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。

黎笋不仅注重个人权力的集中，还推崇东南亚地区的霸权主义。在他的领导下，越南政局发生了剧烈变化，胡志明时代的许多老干部被排挤出局，黄文欢也成为了他重点打击的对象。在1976年的越南四大会议上，黎笋通过操控政治局势，成功剥夺了黄文欢的中央委员职务。从此，黄文欢彻底失去了权力，只能挂名而被彻底边缘化。

黄文欢坚决反对黎笋的“亲苏反华”政策，他始终坚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。黎笋显然对黄文欢等人的意见不屑一顾，还暗中安排人监视黄文欢，禁止他公开发声。1979年，黎笋进一步通过了针对中国的反华决议，黄文欢对此感到极度失望。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力改变局势，唯一的选择便是逃离越南，投奔中国，继续与黎笋政府对抗。因此，他悄然策划了自己的逃亡计划。

1979年夏天，黄文欢因身体不适多次发烧，医院对他的病情非常重视。考虑到越南医疗条件的落后，黄文欢被安排前往东德治疗。黄文欢敏锐地意识到，这是一个逃脱的机会。黎笋对他已经毫不关注，未安排专人看守黄文欢，认为他已无什么威胁。于是，黄文欢利用这个机会，在途经巴基斯坦时假装疲劳，先让同行的工作人员前往东德，而他自己则悄悄溜出旅馆，前往中国大使馆求助。

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得知黄文欢的情况后，立即采取行动，并通过北京获得批准，决定在次日晚间派专车接他。第二天，黄文欢顺利上了中国大使馆的专车，完全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。越南方面反应过来时，黄文欢已经成功抵达北京。随后，黄文欢在北京发表了那场震动国际的讲话，他严厉批评了黎笋政府的错误路线，明确表示支持中国。

黄文欢的逃亡和演讲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关注，也给黎笋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愤怒的黎笋下令开除黄文欢的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。次年，黄文欢缺席的情况下，越南政府宣布他死刑。然而，黎笋的这些举动并没有打击黄文欢的声誉，反而显示出其政府的无能和狂怒。

在中国，黄文欢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重视，很快被安排住进北京的301医院。黄文欢之前在越南被诊断为肺结核，但经过中国专家的会诊，发现他其实已经是肺癌晚期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黄文欢的病情有所控制，他在中国安心疗养。

随着中越关系的改善，越南政府逐步软化立场，允许黄文欢的家人前来中国探望他。1991年5月18日，黄文欢因病去世，中国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，他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